華爾街日報:中國經濟難逃放緩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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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ef|來源:文摘|日期:2013-10-29 04:47:06

20世紀最大的問題在21世紀仍沒有答案。到底哪一种模式符合历史趨勢?是權力自下而上產生但受到自由市場、法治、問責和分權機制制衡的自由民主制度?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時代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即目前在中國已經演變成的溫和了許多的國家資本主義加一党專政制度?

共產主義的消亡并沒有解決這個大問題,而只是讓它沉寂了几十年。如今中國的崛起以及民主經濟體出現的各种危機──泡沫、蕭條、過度開支和巨量債務,又將這一似乎已經有了历史定論的問題重新提起,而此前自由民主之聲曾傳遍了全世界。現在被打敗的理論又從墳墓中爬出來了,開始昂首闊步引吭高歌。許多西方人也開始发問:過去被亞洲小龍(韓國、台灣、日本)、如今被中國實踐的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比一团糟、高度內耗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實現富裕和全球化?

中國正在失去勞動力成本優勢,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平均工資已經上漲三倍。他國崛起理論認為历史將在明日重現,中國將展翅高飛。但历史經驗告訴我們要保持謹慎。過去的每一個“經濟奇跡”都伴隨著快速的經濟增長。正如19世紀的英國、美國和德國,二戰后的日本、台灣、韓國和西德。但這些經濟體都未能將最初几十年的超高經濟增速保持下去,最終經濟增長都放緩。当年輕的繁榮讓步給成熟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都降到了一個正常水平。何為正常水平呢?對美國來說,就是2008年經濟危機前三十年遠高于3%的平均增速。德國經濟增速則從3%降到不足2%。日本經濟增速從4.5%降至1.2%。

隨著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進入制造業社會進而又轉變為服務和知識經濟體,該國的經濟增速先上升后下降然后逐漸平穩。在這一過程中,農村人口逐漸減少,不再能供應似乎無窮無尽的廉價勞動力。隨著固定投資規模的上升,邊際收益率將下降,每單位新資本產生的產出將減少。這就是最古老的經濟規律之一──收益遞減規律。

這一遞減效應同樣適用于遭遇戰爭和破壞后經历重建階段的工業國家,正如二戰后的日本和西德。這兩個例子的模式是一樣的。想想飛機的快速起飛過程,先是迅速攀升直冲云霄,然后下降再轉變為正常的水平飛行模式。需要強調一點,經濟增長的趨勢线從來不是平滑的。在較短的時期內,趨勢线將受到商業周期的起伏或者內亂或戰爭等外部冲突的扭曲。

只有在事后我們才能看到最終留下來的是什么。在“崛起的七十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增速在兩年的時間內就從8%跌至零以下。七十年代的另一顆新星韓國的經濟增速則從12%跌落至-1.5%。在這十年內,中國大地正全面進行著“文化大革命”,導致其經濟增速從19%的历史高點驟降至零以下。近期的中國历史完美地闡釋了“外源性”冲擊的作用,這种冲擊對經濟造成的破壞遠遠大過周期性下滑帶來的影響。內亂是僅次于戰爭的阻礙經濟增長的最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先后萎縮了八個和七個百分點。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后,中國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也降至連續兩年僅2.5%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表明,這一詛咒未來可能再次困擾中國:國家的控制力越強,經濟就越容易受到政治冲擊的影響。這就是中國当局為何如此癡迷于透過“天安門事件”的棱鏡來看每一次“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尽管“天安門事件”已是上一代人的事了。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寫道,中國領導人總是擔憂他們掌權的日子不多了,從1989年開始苏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党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間倒台,這讓中國領導人有了不祥的預感;而就在同一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和中國其他100多個城市爆发了大規模的民主抗議活動,共產党的統治差點被推翻。

今天,中國騰飛的經濟令全世界著迷。但中國憑什么可以從此以后一直藐視經濟史的裁決?自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推動西方迅速擴張以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跳出這個历史宿命。

外界緣何對中國如此迷戀?西方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強權人物時都會暴露自己的軟弱。想一想,薩特(Jean-Paul Sartre)曾對斯大林大加奉承,德國教授团體早期曾叛投希特勒,諾貝爾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Gide)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看到了“人類获救的希望”。

這些暴君的承諾不僅包括救贖世人,還包括經濟的重生;他們是身體力行的工程師,而那些思想家只會做夢與辯論,渴望權力但又太過畏怯而不敢爭取。這些都毫不可怪。不幸的是,隨之而來的代價是數不清的人間苦難,而德國共產主義桂冠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曾发表過這樣有名的言論:先填飽肚子,才能講道德。

今天的衰落論者也在類似的誘惑下屈服了。他們審視了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研究了中國30年的奇跡,然后再次得出了國家霸權可以比自由民主表現得更出色的結論,尤其是在市場和利潤的支撑下。權力最初確實催生了經濟的增長,但就如20世紀傷痕斑斑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樣,從長期來看,這种增長會步履漸趨蹣跚。至高無上的領導者在迫使民眾投入瘋狂的工業化進程方面做得很不錯,僅用几年時間就取得了民主國家要用數十年或是數百年才能获得的成就。

在希特勒的統治下,“飛行的漢堡人”列車僅用138分钟就從柏林開到了漢堡。而在戰后民主化的德國,鐵路系統用了66年才達到上述紀錄。原因很簡單:納粹不需要擔心來自地方的阻力,無需理會對于環境影響的報告。由德國設計的磁懸浮列車現正在馳騁于上海市區和浦東國際機場之間。而在德國國內,一場反對噪音和補貼的民主集會就令磁懸浮列車項目“脫軌”了。

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最初能夠取得成功,但最后難逃失敗的命運,典型的如苏聯模式;或者還沒有達到經濟的起飛階段就夭折,如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統治下的埃及和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以及其他許多自上而下經濟模式的模仿者。21世紀民粹主義軍事獨裁者的模式也并沒有好到哪里去,看看阿根廷、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就知道了。

威權主義或“指導下的”現代化撒下了導致自身滅亡的种子。這個體系最初可以移山,但最終自身就變成了一座山──僵硬、頑固而無法撼動。體系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像貫穿人類历史的特權群體一樣,首先無視變革,繼而抵制變革,因為變革會對他們的地位和利益構成致命的威脅。

這种形式的尋租存在于每一個這樣的社會。正如社會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回憶法國舊制度時所說的那樣,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精英階層窮其一生都在追逐公職以確保自己的“租金”,一份比自由市場所能給予的更多的財富。在法國舊制度下,租金就成了對“一份可以用作私人用途的特定收入來源的法定索償權”。也就是說,權勢者的游戲就是將公權轉化為私利,壓制市場及競爭。

在20世紀的東亞可以輕易地找到法國舊制度的影子,在這里政府和社會都在玩這种游戲,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利益交換。打著國家利益的幌子,一些特定的行業及利益集团获取優勢地位;然后這些既得利益者追求更大的權力從而获得壟斷地位、補貼、稅收優惠及保護,進而增加其租金──即遠遠超過競爭的社會體系所能給予的財富和地位。

國家越大,租金就越多。若國家而非市場決定經濟效益,那么政治將取代盈利能力成為資源的分配者。牌照、建筑許可、資本、進口許可以及非競爭性法規為政府牢牢掌控或流入特權群體手中,進而滋生腐敗,降低效率。

而這樣的制度要修复起來并不容易。政府依靠其“客戶”,而“客戶”也牢牢依附在權勢者身上。這樣一張越來越大的相互依附的網帶來的將是社會的停滯,抑或反抗。

那么從亞洲小龍的身上是否能看出中國這條巨龍的未來呢?他們所遵循的模式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不容忽視。一個就是規模,無論如何中國都將是全球經濟的一個重量級參與者。另外一個是人口狀況。亞洲小龍們走的是經濟崛起的典型道路。像西方國家一樣,來自農村、湧入城市尋找更好生活的人群成為工業发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大軍,他們壓低了工資水平,提升了企業的利潤和資本存量。

就這樣韓國、台灣和日本成為強大的“世界工厂”,這些國家的紡織、機械、汽車和電子令西方工業的生存面臨威脅,正如今天中國的巨額出口給全球帶來的挑戰一樣。而一旦勞動力的轉移完成,這些國家就無法再為工業機器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了。

中國還有數以百万計的准備脫離農村貧困的人口,所以不能將中國的情況與日本混為一談,日本不斷萎縮和老齡化的人口不會依靠移民和人口繁衍很快得到充實。在全球出生率排名方面,日本位于底部,比台灣高一位,比韓國低一位。該國可以說是東亞的“死亡之願”。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后備軍”依然充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比如強制資本積累、抑制消費以及對環境的漠視)帶來的傳統優勢也尚未耗尽。

但請小心“2015詛咒”。尽管中國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但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開始下降,與此同時老年人口持續膨脹,這一問題是極低的出生率、健康水平上升以及平均壽命延長所致。隨著中國走向老齡化,美國將走向年輕化,這得益于其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一個社會陷入老齡化,不僅意味著其勞動力人口會下降,尋求安全和穩定的人與希望冒險和索取(經濟增長的無形引擎)的人之間的文化平衡也會改變。

無論如何,中國的成本優勢正在迅速變小。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平均薪資水平已經增長了三倍,而曾經年增長率驚人的中國經濟已不再以兩位數的百分比增長。

中國民眾的不滿(以“群體性事件”发生的頻率來衡量)正在上升,但這种不滿主要與当地的腐敗和精英階層的尋租有关,其意不在動搖中共的政治壟斷。天安門廣場的一次示威并不能引发一場革命。像台北和首爾那樣的推翻暴君的大眾抗議沒有捷徑可走。

中國未來也不會很快发生選舉革命。日本選民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推翻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的一党獨大地位,而且是在一個實行自由選舉的國家里實現的。中國共產党無需擔憂這种問題,在這個實施虛假選舉的國家里,有且只有一個政党,那就是中共。

然而,從历史看,威權下的現代化前景并不樂觀,無論是“控制下的”、“指導下的”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威權體制。這种體制要么完全凍結,然后自我戕害,毀掉驚人增長速度的种子,并最終產生滯脹(這就是日本的“模式”,這种模式在自民党一党獨大格局瓦解的20年前就已開始衰落),要么走上西方的老路,也就是由增長產生財富,到中產階級的產生,再到締造民主化的富裕國家,最后到增長放緩(這是台灣和韓國走過的路──東方版的西方化)。

諷刺的是,長期而言,專制和民主都與增長神話不相容,雖然当中原因不尽相同。中國迄今得以避免了上述兩种路徑。中國的富裕人口在不斷上升,但經濟增長沒有放緩,也沒有出現叛亂,這可以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奇跡。其中的策略就在于放開市場,鎖住政治:“賺錢,别惹麻煩。”

中國能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嗎?從历史看,情況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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