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李國鼎先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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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遠見雜誌 文 / 高希均    200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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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鼎。遠見資料照

李國鼎先生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終於在2001年5月31日於台北逝世,享年92歲。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個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20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劃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做秀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地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他在晚年時沈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56歲(1966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他更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才、惜才、用才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1987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提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鄉親、學誼、戚誼來考慮用人,主要的原則是用人、待人以公平為原則,一樣地給他機會,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1967年7月12日,經濟部部長李國鼎與旅美學人赴台中梨山福壽農場。同行者有中研院院士劉大中、莊碩傑、顧應昌等數人。中研院近史所提供圖/1967年7月12日,經濟部部長李國鼎與旅美學人赴台中梨山福壽農場。同行者有中研院院士劉大中、莊碩傑、顧應昌等數人。中研院近史所提供

他近年常舉的例子,就是1985年邀請到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遊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批評。

1981年3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例子。他誠懇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立刻得到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以知識人與當今接軌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

進入21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有三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

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

「人文心」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人性中的無私。

中華情:

包括了對中華歷史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對兩岸和平的追求,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1993年6月李氏回到了離開47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兩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

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精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

當我進入社會,不斷地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智識,解決問題。」

若這位完美的「知識人」,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運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在當前每人所得14000美元時,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都令這位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

從1969年起,每年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一部分時間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30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的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十五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40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1100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三百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12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綜合來說,李氏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

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1948年到1988年,亦即從39歲到79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國家進步的最好保證。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從「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到「國之寶鼎」,最使他安慰的是否為在臨去前所獲得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

李國鼎生前看到的最後一本關於他的著作

在追憶與國鼎先生一家,於去年5月13日母親節聚會的一文中,曾這樣的記述:「餐後他送我一本珍貴的禮物——東南大學經濟研究所主編的李資政的樣稿。他在書的封面親筆寫下了書名:《李國鼎創意實例》」。

這本樣稿已於去年12月在南京出版,由該所研究員李永泰編寫。當我收到新書再細讀原文時,更相信國鼎先生的貢獻不僅是隨歷史的腳步更顯現,而且常常走在歷史的前面。

東南大學教授李廉水在序文中寫著:
「本人三次訪問台灣,有幸於1999年2月在李先生寓所拜訪他,向他請教,曾談到要編輯《成功創意》的事情,並在他生前出了樣稿,先生看後欣然介紹給台北的朋友,並同意用此書名。先生仙逝之後,我們抓緊把這本冊子印出來,以表示我們對先生的崇敬之情,寄託我們對先生的永久懷念。」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的沈立人先生在另一篇序中也指出:「李國鼎先生首先是一位實踐家,也是一位理論家,以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發展理論。兩者所以互動,貴在創新。我們學習李國鼎先生,除了具體的論述和對策,最可貴的是這種創新精神,敢於突破陳規,善於開拓新路。掌握了創新,就是掌握了科學,掌握了發展的主動權。」

李永泰先生在「編後記」中寫著:「今年(2001年)4月,本書初稿完成後,立即打印一份裝訂航寄台北,請李國鼎先生過目。不幸的是,老先生5月31日因病溘然去世,消息傳來,我簡直不敢相信。

6月14日,我赴台北參加老先生的追思禮拜。有朋友送我一本6月1日出版的《遠見》雜誌,這裡面有關於老先生的報導,打開一看,是高希均先生寫的『謹記李國鼎先生的囑咐』,方知老先生在5月13日已經把這本書稿做為『禮物』送給高希均先生了,正是這本書稿的第三頁,我錄用了高希均先生對李老先生一段意味深長的評論。沒想到,老先生在他生命最後十幾天,為了這本書稿還給人們留下一個可稱之為『薦稿代禮』的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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