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親愛的尹仲容先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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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0 00:12聯合報 沈珮君

親愛的尹先生,如果有《台灣年度歷史詞典》,它應會記載:

亡國感」,2019年關鍵詞,又稱「芒果乾」,選戰特產,有藍綠兩款,可供嚼舌。

「亡國感」其實並不新鮮。如果有《台灣年度歷史詞典》可以覆按,七十年前,1949年,關鍵詞就是「亡國感」,並蟬聯二十年。

當年苦戰八年、慘勝日本、保全了國家主權的中華民國大軍,兵疲馬困,在緊接而來的國共內戰中,一敗塗地。這樣一個被鬥得破破爛爛、連總統(李宗仁)都出走美國的政府,帶著全身破破爛爛的百萬軍民,來到一個在二戰中被炸得破破爛爛的小島。那時,台灣稍不小心,必將淪入共黨之手,中華民國就徹底亡了,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家庭史都要改寫。

「毋忘在莒」、「毋恃敵之不來,正恃吾有以待之」,現在看來好笑,當時確實全民警戒,知道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中共一定會打來,而中華民國軍人隨時準備犧牲。碧潭空軍公墓遍地墓碑,每一塊碑都是一個年輕人,很多人才二十歲出頭。隨時準備為國犧牲,這是真真正正的亡國感。

1949年,亡國感最深的一年。中華民國治權只剩千分之四,當時的台灣經濟,李國鼎以四個字形容,「一島孤懸」,「所有重要工廠、礦場、道路、電力,都因炸毀或無法保養而陷於停頓」,農業也因肥料缺乏而不能充分生產。大家吃的是霉爛的番薯籤。

那不是奇蹟,那是人完成的

台灣從這樣的戰後廢墟到經濟起飛,聯合報記者林笑峰說,那不是「奇蹟」,那是「人」一點一點完成的,是尹仲容帶著一群菁英、全民苦幹創造的。甚至連「經濟起飛」這個詞,也是你說出來的,你一說再說,所做的一切都是把這個當目標,被多少人譏之為笑話、大話。

你不斷強調,台灣資源不豐,一草一木都須用到最有效的地方,「不浪費,不遲誤」,「每一分錢的支出,都要能增加(經濟)起飛的力量」。1950年時,台灣連1000萬元信用狀都沒法兌換;1963年(你過世的那一年)台灣外匯存底已達7000萬美元,並從這一年開始連續十一年,每年經濟成長兩位數,世界開始討論「台灣經濟奇蹟」。1974年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十年經建計畫、十四項建設,台灣在八○年代成為活跳跳的亞洲四小龍。

你一定不知道,李登輝接下蔣經國棒子的前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還有兩位數,可惜在他1996年推出「戒急用忍」政策後即下滑,在陳水扁當選總統第二年出現第一次負成長,我們人均國民所得自2005年開始被原本落後甚遠的南韓超越。《經濟學人》「2020世界情勢年報」,台灣人均所得25800美元,南韓32370美元,香港51920美元,新加坡68350美元,我們是四小龍之末,是第一名的三分之一。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尹仲容自勉「多做事,不怕錯」的座右銘。 (圖/沈珮君翻攝)
尹仲容自勉「多做事,不怕錯」的座右銘。 (圖/沈珮君翻攝)

你太不像政府官員。你從事公職的座右銘是「絕不可存『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之心理;應抱有『多做事,不怕錯』之勇氣。只要不是存心做錯」。你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些格言,你一生信守,請好友譚伯羽寫成字,高懸牆上,有時,你也寫給別人。但是,忍字心上一把刀,日日都是磨折。

你常感嘆,「人多口雜,做事者少,批評者多」,當時國民黨充滿失敗主義,你做的每件事都有人罵。

譬如,台灣當時進口最多的是肥料及棉布,多是由日本傾銷來台,你希望把外匯省下,便要「足食(肥料)足衣(棉布)」,你決定擴建台肥和發展紡織業。但是,台肥進口最新機器後,試俥極不順利,變成輿論笑柄,你咬牙堅持,後來台肥六廠成為最有效率的肥料廠之一。你為了扶植紡織業,限制紡織品進口,新廠商也禁入,進口業者罵你,想加入棉紗業的人罵你,而初期國產棉紗不如日貨,甚至比國際巿場貴一倍,棉布業者也罵你,消費者更是罵你。等紡織業站穩腳步了,你立刻取消保護,讓新廠商進入,既得利益的紡織業者也回頭罵你,你打落牙齒和血吞,終於汰弱留強。

你經常被指「圖利少數資本家」,這對一個有潔癖的人是多麼不堪忍受的潑糞。你在給沈怡信中感慨,「頗欲一切不問」,不無齒冷之感,但憂而愈憤,始終撐著,「由他去說好了」。這些應都間接傷害了你的身體。

舌敝脣焦,痔血流地上

很多人說你脾氣壞、好辯,那是因為你捍衛、說明政策,不遺餘力。你折衝各單位或和立委諸公辯論時經常「面紅耳赤」,激憤拍桌,聲淚俱下,憂急至此。當年人民連「經濟」兩字都不知道何意,媒體扮演很重要的教育功能,你勤於和記者溝通,林笑峰統計你從復出到過世那五年,和記者的定期會談有190次,談話紀錄超過百萬字,不厭其煩,有人以「舌敝脣焦」形容。你在住院前四天仍和記者例會,結束時還說下次再談。

「尹先生是累死的」,葉萬安每次提到你都不勝唏噓。他1953年進入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你是他第一個長官,他跟你工作十年,直到你過世。在你去世前半年,有一次,你去國防研究院報告,慷慨激昂,葉萬安替你換簡報板上的大字報時,看到地上一攤水,細看居然是血,嚇一大跳,他低聲提醒你,你竟只往地上看一眼,繼續滔滔不絕。葉萬安後來才知道那是你痔瘡的血,自褲管流到地上。葉萬安今年九十三歲了,回想此事,仍很動容,「好震撼,我到現在都忘不了」。

張九如在追念你的悼文中,也提到你在開經貿會議時,痔血滴到辦公桌下,渾然不覺。

最後奪走你性命的是肝病。你長年身兼三職,一人當三人,一天當三天,直到倒下。你把三十年的工作,十年做完。

人才和國命有關

你是國民黨主政時的官員,但是,你不是國民黨員。國民黨現在被人貼的標籤只剩二二八、白色恐怖,但是,當年那個威權統治的政權,尚且知道「用人唯才」。

「人才和國命有關」,你常這麼說。這不是「宿命論」:國命不好,沒有人才。而是「因果論」:不識人才,不用人才,所以國命不好。這幾年,很多人充滿「亡國感」,常常私下嘆息,「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就是一種「人才和國命」的「因果論」。國家用的不是「人才」而是「妖孽」,焉能不亡?

陳誠在1950年日記有一段反省錄,今天看來,特別讓人有感:

凡政府在決定政策前,能採納各方不同意見,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這就是民主。

凡政府決定了政策,在執行時能貫徹意志,不問權貴與親朋,均「沒有例外」,這就是法治。

民主之精神在能擇善,法治之精神在能固執,古人所謂「擇善而固執之」,則庶幾近矣。

你就是那樣一個擇善固執的人。中研院研究員瞿宛文以「最後一代儒官」形容你,你受過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充滿經世致用的胸懷,學的是電機,做的是經濟,擁有當年國家現代化時最需要的學問,卻仍像傳統知識分子用毛筆寫信、批公文、作絕句或律詩,並花十二年時間校釋《呂氏春秋》,辭職時潛心研究郭嵩燾(一個在清末即有現代知識的外交官,但為朝廷及時人所疑,抑鬱以終),撰寫他的年譜。傳統中華文化形塑了你的人格、器識,現代科學知識給了你促使國家富強的專業。「經世致用」於你,是生命的學問,一生的工作,半點不妥協。

當時國民黨政府灰頭土臉退守台灣,許多人既疑且懼,對你的創新進取,頗為側目,頻頻掣肘,而你愈挫愈奮,念茲在茲的是「突破經濟發展上的技術瓶頸、工業組織管理瓶頸,開通眾人腦筋上的瓶頸、開發能自己發明創新的腦筋」。而你也是一個知過必改的人,有錯認錯,曾為了一個中藥政策讀了《本草綱目》,發現自己的確有錯,立即修正,曾有記者譏你「朝令夕改」,你說,「知道錯了不改,那還得了」,有人質疑如此「豈非有損政府威信」,你說,「知過不改,才真的有損威信」。

陳誠參加尹仲容追思會,十分哀痛。他們創造了台灣經濟傳奇。 (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誠參加尹仲容追思會,十分哀痛。他們創造了台灣經濟傳奇。 (圖/本報資料照片)

中山堂同哭

你和陳誠相遇相知,對台灣產生革命性的巨變,我在半世紀後研讀你們的事,忍不住一再感念天佑台灣。

歷史令人戒慎恐懼的是,任何一個小小的環節都可能大大改變國家命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曾在《台灣經濟轉型的故事》追溯一段「中山堂同哭」的歷史場景:1950年,蔣介石希望陳誠擔任行政院長,遭到立院和黨部極大阻力,蔣介石為了說服同志,在中山堂的國民黨總理紀念月會痛陳「中華民國要亡了」,並說自己是「亡國之奴」,要跟「亡國之主」說幾句話,希望大家同心協力,「死裡求生」,蔣介石眼淚奪眶,多人泣下,終於讓陳誠組閣。

這真是「亡國感」的五內俱焚,憂憤交加。當年,若不是蔣介石堅持陳誠的人事案,並充分授權,若不是陳誠充分信任你,讓你先後或同時主掌生管會、工業委員會、中信局、經濟部、美援會、外貿會、台銀,台灣可能在十幾年內翻好幾番,飛快進入開發中國家之列?這麼多大權集中一人,這是多大的信任,多高的風險,但是,得其人時,這又是多有效率的授權。你沒有辜負這樣的相知,從代紡代織、進口替代到外匯改革,最後推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資條例」,往自由經濟逐步邁進,民有民治民享,全民共富,讓台灣亮麗的出現在國際舞台。這是真正的讓台灣走出去。

1972年,你去世不到十年,《紐約時報》報導,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已為「亞洲最高國家之一」,「台灣貿易量將首次超過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達52億美元以上」,「維護了國家聲望,阻遏了共黨勢力的入侵」,這是國家主權、國家尊嚴、國家安全的真正維護。

尹先生,我在讀你的資料時,才知道當年的威權政治不是一言堂,只是達成共識後,反對者不會永無休止的扯後腿。台灣經濟改革,經過三次大辯論,國之重臣吵得臉紅脖粗,但拍板後,大家只有一條心。以外匯貿易改革為例,九人小組歷經數月爭論,只有你和陳誠有強烈改革企圖,其他財經金首長幾乎都一面倒的反對,最後陳誠把你的改革案呈報蔣介石,蔣明確指示,「外匯貿易政策必須改變,本案極客觀,不會錯」,堅持保守立場的外貿會主委兼財政部長徐柏園辭職,但跟屬下宣示:「政府既已決定執行全面性改革政策,我個人雖有異議,但我們應捐棄成見,全力配合」。事前力陳己見,事後絕不杯葛,這是何等廓然大公。

你和徐柏園對財經改革意見經常相左,陳誠除了讓你接任外貿會主委貫徹改革大計,還請了嚴家淦二次回鍋擔任財長,讓你好做事,台灣經濟才能飛速改革。但是,當你和糧食局長李連春對糧食出口政策衝突時,心直口快的你應是對李連春口出不遜,讓陳誠忍不住在日記裡兩度直言批評,「尹固有其長處,但對人對事有成見、偏見,實為最大缺點」,「尹仲容雖極能幹,但說話太多,尤其尹對李連春,不宜以責罵對之。」

大家都是為了國家,雖對政策有激烈衝突,但不記恨。你的么兒尹宙建中畢業即赴美讀書,對你的工作及交往並不熟悉,但他記得李連春,因為李連春常到尹府商談公事,「我媽媽1987年過世時,李連春送了好大的輓聯來」,讓他印象深刻。張九如說,「尹雖常面折同寅之非,但因其心地坦厚,終能使人人欣賞其剛直忠誠,慍而不怨」。記者張齡松在你逝世多年後,在一篇評論中寫道「當時恨他的人,如今都在懷念他」。

尹先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原來應這樣解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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