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解低薪困境 要先改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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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社論  主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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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人的低薪問題值得重視。(本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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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買不起房。(本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低薪困境問題社會討論已久,不同角度切入,就會有不同的解讀,藥方也就不同。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加入爭辯,認為低薪問題主因是製造業外移。主計處指出,台灣薪資較高的製造業產能紛紛外移,留下的服務業卻薪資偏低,因而拖累整體薪資表現。許多製造業職位年薪可破百萬,服務業多數薪資卻只有3萬,製造業每增加一個單位需求,會帶動3.8個單位的需求,服務業卻僅能帶動1.8個需求,而且台灣很多服務業是因為製造業而存在,製造業外流造成許多服務業失根,因而逐漸萎縮。

這種說法其實只對了一半,低薪癥結在於製造業外移後,貢獻GDP達6成的服務業生產力未能提高,9成從業人員仍然做著低薪的傳統服務業,換句話說,不能責怪製造業外移,應該歸咎產業升級失敗。也有人認為,扭曲的稅制導致資金外流後長期滯留海外不歸,民間投資不振,產業升級緩慢,因而薪資凍漲。

台灣薪資成長從1991年起減緩,2001年開始陷入停滯,接著的16年就是實質薪資倒退的年代;與此同時,國內物價仍緩慢上升,國人實質購買力減損;但這十多年房價大漲數倍,低薪困境把年輕人買房期望打入深淵,成為這代年輕人心中的最痛。追根溯源,這些原因都不是真正原因,而是其他因素的「結果」。

低薪困境的根源,在長期的政治對立與內耗,讓台灣自2000年後政府投資障礙重重,民間投資意願不足、外資面對不確定投資環境因而卻步;加上兩岸關係未處理好,製造業紛紛以外移,台灣經濟才開始惡化。

高科技產業在扁政府時代開始轉赴大陸投資,當時大陸經濟快速成長,正邁向「世界工廠」地位,製造能力爆發式成長,台灣卻拒絕三通,並祭出各種管制、限制措施抑制兩岸經貿與投資成長。當時台灣貢獻全球PC產量7成,如能將物廉價美的大陸製造納入產業鏈,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毛利,但政府堅持拒絕三通,最後高科技產業在國際品牌大廠壓力下紛紛外移大陸。主要代工廠出走,就業機會也被帶走。

即使到被綠營封為「傾中」的馬政府上台,開放了三通,但此時大陸已由「世界工廠」開始轉型為「世界市場」,台灣1990年代產業轉型成功,大陸對兩岸產業合作的興趣高、需求大;但馬政府對兩岸相互投資處處管制,如中國移動與國內電信業的入股聯盟最後胎死腹中,面板大廠友達的大陸投資案受政府限制而延誤時機,終而利基盡失。

國內投資方面,公共投資固然進入低潮期,近5年平均衰退超過5%,即使是民間投資亦逐漸低迷,讓國內超額儲蓄迭創新高。扁朝時期占民間投資比重高的DRAM、太陽能光電、面板等,在金融海嘯後都奄奄一息;諸如國光石化這種近十多年來僅見、帶動效果高的重大投資案,也因環保因素而中止。加上近年全球科技產業典範移轉,台灣企業調整不及,未能發展出更新的產業模式,導致對外競爭力受影響。

這些多重因素,共同造成台灣的低薪困境。如果當初能對兩岸經貿與投資作好規畫與定位,台灣大可以在前往大陸投資,延伸戰線的同時,保有台灣的製造業並往高端升級,而不是「連根拔起」;如果台灣能繼續有更多投資,保住薪資較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則可以帶動更多的服務業就業機會需求,台灣服務業也不會陷入低薪資困境。

因此,問題的根源其實在台灣自己,2000年後政府及民間投資雙雙不振。如果有足夠的投資,縱然工廠外移大陸,就業需求也會增加,自然可以帶動薪資上揚。但台灣這十幾年來完全背道而馳。民進黨再度執政後,政治更對立、社會更混亂,兩岸經貿與投資更封閉,不利的投資因素更嚴重。

反觀大陸2年前服務業產值已首次過半,未來將是服務業成長黃金期,對服務業尚屬領先的台灣而言,將是一個相互投資的好機會,但民進黨3年前拒絕了服貿,今天繼續緊縮兩岸關係,台灣將再次失去分食大陸經濟紅利的機會。台灣企業對政府離心、缺電風險提高、投資環境不友善等問題如不能緩減,投資低迷問題就很難改善,低薪問題就不可能難改善。曾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的蔡政府知道問題所在了嗎?有能力與意願改進嗎?

本篇發表於 政治觀察, 社會經濟。將永久鏈結加入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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